广州十三行

(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)

编辑 锁定
广州十三行是清代专做对外贸易的牙行,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,其真正名号是“外洋行 [1]  。在“一口通商”时期,“十三行”的发展达到了巅峰,被誉为“金山珠海,天子南库”,与亚洲、欧美主要国家都有直接的贸易关系。 [2] 
1757年,随着乾隆皇帝仅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上谕的颁布,清朝的对外贸易便锁定在广州十三行。位于珠江边上的中外交易场所,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,几乎所有亚洲、欧洲、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。这里拥有通往欧洲、拉美、南亚、东洋和大洋洲的环球贸易航线,是清政府闭关政策下唯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。直至鸦片战争为止,十三行独揽中国外贸长达85年,中国对欧洲的贸易维持了100年的贸易顺差地位,使全球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。 [2-3] 
十三行商人是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之一,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,经济实力显赫,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。 [4] 
中文名
广州十三行
外文名
The thirteen-hongs in Canton
别    名
外洋行,洋行,洋货行
创立时间
康熙盛世
所在地
广州市

广州十三行十三行历史

编辑
广州十三行
广州十三行(5张)
清康熙盛世,撤除明朝以来的禁海令,实行开海通商政策。1685年,伴随着日益频繁的国际商业交往,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外贸专业团体——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。它是清政府设立在广州口岸的特许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洋货行,是具有半官半商性质的外贸垄断组织。1757年,乾隆皇帝宣布撤消原设的沿海各关,仅留广东的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。作为粤海关属下的中外交易场所,广州十三行成为清帝国惟一合法的外贸特区,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全部聚集于此,直至鸦片战争为止,这个洋货行独揽中国外贸长达85年。 [4] 
对外贸易锁定粤海关一口之后,广州口岸洋船聚集,商贾使节往来不绝。来自各国的商船,每年五六月间泊靠广州港,带来异地的工艺品、土特产和工业品,在十三行商馆卸货交易后,带着中国丝绸的华贵、瓷器的典雅和茶叶的芳香,于九十月间乘风回归。这就是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景象,也是当今每年在广州举办的“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”的雏形 [4]  。一口通商之后,经十三行完成的贸易额迅速增长。据清宫档案记载,1754年,洋船到港27艘,税银仅52万两。1790年,洋船增至83艘,税银达到110万两。到鸦片战争前,洋船多达年200艘,税银突破180万两 [4]  。“洋船泊靠,商贾云集,殷实富庶”,这是清朝天子眼中的广州十三行。近代以前,这个远离帝京的商埠,以其特有的商贸文化底蕴,与紫禁城内的皇家生活结下不解之缘,被誉为“金山珠海,天子南库”。 [2] 
皇帝的财源
广州十三行
广州十三行(10张)
创立于康熙盛世的广州十三行,是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。1757年,随着乾隆皇帝仅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上谕的颁布,清朝的对外贸易便锁定在广州十三行。位于珠江边上的中外交易场所,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,几乎所有亚洲、欧洲、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。这里拥有通往欧洲、拉美、南亚、东洋和大洋洲的环球贸易航线,是清政府闭关政策下唯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。对于宫廷来说,在中国大陆南端,出现了一个富饶的“天子南库”。
洋船到港数目,直接影响到粤海关的税收,而海关贸易税收,一向是清廷的可观财源。为此,清帝每年都要过问洋船数目,从而了解进出口货物品种及贸易税收情况。从广东大吏历年进呈的奏折、清单中我们可以看到,十三行年上缴税银超过百万,其中有一部分作为皇室的经费开支,通过粤海关输送宫中,而皇室每年开销白银约在60万两左右。为了广州行商的利益,在制定“一口通商”政策之前,乾隆帝曾试图加重浙江海关关税,以迫使洋船集中在广州贸易。他说:“来浙者多,则广东洋商失利。”然而,该策略并未阻止北上的洋船。于是,乾隆断然实行封关,仅留广州一口对外开放。其原因既是为维护东南海防,也是为保证广州洋行生意。
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,经济实力的显赫,使他们成为巨大的捐献者。成功的行商,除了精明过人、能财善贾的商业才干之外,更有迎合朝廷的手段和能力。为了求得外贸特权的稳定,每遇国家大事,行商都会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政府捐输报效。1787年,他们集体为台湾林爽文之役捐输军需银30万两,随后自1788年到1820年,又以皇帝万寿、廓尔喀军需、川陕剿匪、河南剿匪、黄河河工等名目,共捐银350余万两。这期间,广东行商以各种公益事业为名向政府捐献,平均每年超过10万两白银。行商还通过当时官吏品级商品化的捐纳制度,以捐输报效的巨款,换来许多官衔和职务。洋行巨头潘氏、伍氏两大家族都曾捐得三品顶戴,十三行中后期崛起的行商梁经国,因多次捐书得到清政府加晋官衔,封诰通奉大夫(从二品封阶),追赠光禄大夫(正一品)。由此,他们成为通达朝廷、既富且贵的官商。 [2] 
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
清代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庆、道光各帝素以西学和洋货为奇,广州十三行正是处在这段时期,因其特殊的商贸地位,成为宫廷所需各类人才的中转站和奇异洋货的供应地。康熙时期,每当洋船泊靠,随船而来的西洋人便会被安排到十三行商馆内的天主教堂学习汉语,学成后还要奏报皇帝,以便日后到宫廷供职。在得到进京旨令之前,十三行就是他们休整、学习的场所。位于商馆区内的十三行夷馆,与十三行商馆遥相对应,是供洋人生活居住的地方。十三行街区是工艺美术制造业的天堂,也是宫廷匠师的人才基地。这里的行栈、作坊星罗棋布,能工巧匠荟萃。肩负皇命的广东大吏,将其中的顶尖人才举荐进宫,成为引领宫廷制造业的主力。康熙年间,十三行输送的玻璃匠程向贵、周俊二人,将已掌握的欧洲磨花玻璃术带进内廷玻璃厂,制造出中外玻璃技术融合的作品“雨过天晴刻花套杯”,达到了当时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平。到了雍正年间,皇帝再想烧制此物,已是人去技亡。看来,至高无上的权力,在工艺技术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。内廷许多优秀的珐琅技师来自于十三行街。广州行商在为宫廷引进西洋人才方面,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。1766年,有位名叫吧心的法国外科医生随本国商船到粤,因没有找到进京当差的途径而搭船回国。经两广总督查明,他居住十三行内的法兰西夷馆多日,未曾与商馆行商互通信息。为此,皇宫不得不继续等待西洋医生的再次到来。为了及时输送西方人才,广州官府定立了随时报告洋人信息的严格制度。最终,那位法国医生还是来到了紫禁城。所以,对于到华的西洋人来说,十三行是他们走向清朝京城的桥梁。
广州牙雕工匠于雍正年间进入宫廷。1729年,海关监督祖秉圭送进牙匠陈祖章。当时,苏州牙匠施天章等在宫内已经供职多年,陈祖章进入牙作后,能在苏派牙匠控制下施展技艺,崭露头角不是一件易事。造办处《各作成做活计清册》中记载,1740年陈祖章每月薪俸银为头等,苏州牙匠施天章食下等钱粮而退役,说明广州牙匠在宫内已经占据主要地位。1741年,陈祖章父子等雕制出著名的巨作《月曼清游册》,描写了贵族仕女们从正月到十二月的生活,有浓厚的民俗风味与生活情趣。这件牙雕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。广东的木器工艺在全国扩散影响也是起源于工匠进入宫廷。1729年,粤海关监督从广州行店作坊招募霍五等人进入造办处。与此同时,由工部右侍郎年希尧送进苏州木匠佘节公等六人。出现了与牙作类似的苏粤共处、营垒分明的格局。 [2] 

广州十三行十三行详介

编辑

广州十三行起始时间

自唐代以来,广州一向是我国最重要的商港之一,而广州十三行,在十七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中叶这一段期间,又是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组织。十三行商馆集中在广州城郊西南角,紧靠珠江,那里是一个繁忙的水码头。1684年,广东政府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,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。1757年,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,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,而十三行则是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渠道,其真正名号是“外洋行”。

广州十三行运行机制

广州十三行受粤海关管辖,它的运行机制诸如承商制、保商制、总商制、揽商制、公行等在本质上是清政府确保实现以商制夷、确保税收的方式。
承商制是指十三行商"承揽夷货"制度;保商制规定行商首先要负责外商在华所有行为;总商一般是一到三名,由行商中资本最雄厚的行商担任,负责率领众商与夷人交易;揽商制是指行商包揽一笔交易的所有环节;公行的设立是为了规范对外贸易市场,把握议价权,实现行商利益最大化。 [5] 

广州十三行公行制度

在清代前期,广州的行商在对外贸易活动中,依靠政府给予的特权,垄断了广州整个对外贸易,形成了一个“公行”贸易制度。
公行确立于康熙四十二年。(1703)年最初由宜官方指定一人为为外贸经手人。此人纳银4万两入官,包揽了对外贸易大权。后来,各行商从自身利益出发,共同联合组织起来,成立一个行会团体,即所谓的"公行"。据史记载,于1720年11月26日,公行众商啜血盟誓,并订下行规十三条:
第一条:华夷商民,同属食毛践土,应一体仰戴皇仁,拆图报称。
第二条:为使公私利益界划清楚起见,爰立行规,共相遵守。
第三条:华夷商民一视同仁,倘夷商得买贱卖贵,则行商必致亏折,且恐发生鱼目混珠之弊,故各行商与夷商相聚一堂,共同议价货价,其有单独行为者应受处罚。
第四条:他处或他省商人来省与夷商交易时,本行应与之协订货价,俾得卖价公道,有自行订定货价或暗中购入货物者罚。
第五条:货价即经协议议妥贴之后,货物应力求道地,有以劣货欺瞒夷商者,应受处罚。
第六条:为防止私贩起见,凡落货夷船时均须填册,有故意规避或手续不清者应受惩罚。
第七条:手工业品如扇、漆器、刺绣、国画之类,得由普通商家任意经营贩卖之。
第八条:瓷器有待特别鉴定者(指古瓷),任何人不得自行贩卖,但卖者无论赢亏,均须以卖价百分之三十纳交本行。
第九条:绿茶净量应从实呈报,违者处罚。
第十条:自夷船卸货及缔订装货合同时,均须先期交款,以后须将余款交清,违者处罚。
第十一条:夷船欲专择某商交易时,该商得承受此船货物之一半,但其他一半须归本行同仁摊分之,有独揽全船货物者处罚。
第十二条:行商中对于公行负责最重及担任经费最大者,许其在外洋贸易占一全股,次者占半股,其余则占一股之四分之一。
第十三条:头等行,即占一全股者,凡五;二等者五;三等者六;新入公行者,应纳银一千两作为公共开支经费,并列入三等行内。
初时,公行没有法定的共同领袖,也没有取得完全统一的部署,组织相当松散,时散时复。一直到乾隆四十五年(1780年),广东巡抚李湖等奏请明立科条,建议“自本年为始,洋船开载来时,仍听夷人各投熟悉之行居住,惟带来各物,令其各行商公同照时价销售,所置回国货物,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代买”即是说要复设公行。两年后,经清政府批准,公行正式恢复,从此一直延续到1842年《南京条约》签订前,再也没有解散过。

广州十三行历史沿革

编辑
康熙二十三年(1684年),粤海关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商行,代理海外贸易业务,后来行商家数变动不定,少则四家,多时二十多家,其真正名号是“外洋行”,但 “十三行”始终是成为这个商人团队约定俗成的称谓。到乾隆二十二年(1757 年),乾隆下令“一口通商”,四大海关仅留广东一处。此后的100年间,十三行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%的关税收入。
1760 年(乾隆二十五年)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向粤海关请求成立公行,该行具有亦官亦商的职能。1770 年公行裁撤,众商皆分行各办。直到1782年公行制度才最后确立下来。公行对官府负有承保和缴纳外洋船货税饷、规礼、传达官府政令、代递外商公文、管理外洋商船人员等义务,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中起中间人作用。另一方面,它享有对外贸易特权,所有进出口商货都要经它买卖。初为牙行性质,后也自营买卖。
洋货十三行在创建时,广东官府规定它是经营进口洋货和出口土货(包括广货、琼货)的中介贸易商行。最初指定洋货十三行经营的贸易对象,实际包括外洋、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内容。
为了整顿洋行制度,进一步加强对外商的直接管理,清廷于乾隆帝十年从广州二十多家行商中选择殷实者五家为保商,建立保商制度。保商的责任是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,承销进口洋货,采办出口丝茶,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,代雇通商工役。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因享有优先的权利,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口货税时,必须先行垫付。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禀报的事,责令保商通事代为转递,并负责约束外商不法行为。

广州十三行对外贸易

编辑
作为对外贸易的物流中心,十三行为皇家生活提供了大量的珍奇洋货。清代帝王的宫廷生活无不奢靡铺张,地方大吏每逢元旦、万寿、端阳各节都要进献当地物产给天子,以博皇帝的欢心与信任,达到加官晋爵的目的,这在清代实际已衍成一种制度。皇帝后妃对舶来品的欲望,刺激了广东督抚、粤海关监督依靠十三行这一洋货市场竞相采购进口货之风,从而带来宫廷内的洋货热。特别是限定广东一口通商之后,十三行便成为皇家唯一可以倚赖的西洋奇器供应地。 [2] 
作为对外贸易的物流中心,十三行为皇家生活提供了大量的珍奇洋货。1729年,洋行奉命觅购内廷配药所需,在当时属稀有洋货的伽楠香40斤。承办者无不战战兢兢,一个月后,终于买足凑齐。1765年,军机大臣传来一道谕旨,广州洋行便要为宫廷内务府采办进口紫檀木7万斤。1787年,粤海关监督佛宁的家奴从京城带回圣谕,要他随公务奏折一起,呈进些小式表玩。粤海关监督向皇帝透露,这些特供最终都是责成行商具体承办的。广州十三行被认为是华南商贸繁荣的源头,它给皇家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享乐,成为帝后倚赖的“天子南库”。这也是清帝在全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,而唯有广州一口例外的原因之一。到了近代,国势已衰,十三行商馆也历尽了繁荣与沧桑。由中英贸易冲突而引发的鸦片战争,以中国战败而结束。1842年,清政府被迫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《南京条约》,其中规定,英商可赴中国沿海五口自由贸易,取消广州行商垄断外贸的特权。1856年,具有170年历史的商馆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,广州十三行从此消失于商业舞台,其在经营对外贸易上独领风骚的辉煌遂成为历史。 [4] 

广州十三行十三行商人

编辑
清政府规定,洋货行商人必须是“身家殷实,赀财素裕”者,为的是保证洋行经营的底蕴和对外贸易的信誉。十三行商人与两淮盐商、山陕商人一同,被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,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。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,在豪商巨贾中,以潘、卢、伍、叶四大家族为最,伍秉鉴卢观恒、潘有度、叶上林号称“广州四大富豪”,其家产总和比当时的国库收入还要多,是货真价实的“富可敌国”。他们都是世业显贵、锦衣玉食、园宅华丽。十三行街成为当时世界的“华尔街”,大的商号拥有资产上千万银两,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豪富。
洋行巨头之一潘氏家族的豪华别墅临广州珠江而筑,堂皇气派,钦差大臣、总督巡抚及外国使节常常在这里会晤。伍家豪宅与潘园交相辉映,是一处大型的园林建筑,可与《红楼梦》中的大观园相媲美。伍秉鉴资产在1834年约有2600万两白银,被当时的西方人称为“天下第一富翁”。19世纪中期,在美国凡带有伍家图记的茶叶,就能卖得出高价。2001年,美国《亚洲华尔街日报》将伍秉鉴评为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之一。十三行商馆内也是金山珠海,堆满银钱。有位广东官员在上奏皇帝时说,由广东销烟引发的中外鸦片战争,其战火之所以绕开广东,与十三行商馆中囤积着大量外国公司的财富不无关系。 [4] 

广州十三行商人分类

清代时期,广州十三行一带有5000余家专营外销商品的店铺,涉及漆器、银器、瓷器、纺织、绘画、雕刻等各个行业。根据经营商业的项目,明清时期的广东商人可分为牙商、盐商、铁商、米商、糖商、丝绸商、陶瓷商、烟草商、典当商、布商、药商等,其中以牙商最为著名。
所谓牙商,本来是指在城市和乡村的市场中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,并从中抽取佣金的居间商人,亦称牙人。明清时,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,牙商人数大大增加,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当,称为牙行。清代著名的广东十三行,就是指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十三家牙行商人。
从清朝初年始,凡是外商来华贸易或办理其他事务,都必须经过清政府特许的“公行”来进行,“公行”通称“十三行”,位于广州市区西南方的十三行路,南与六二三路、沙面相邻。它是官方特许的垄断性商业组织,其主要职能是协定出口货价及代中外商人纳税。除了做生意之外,十三行还要与来华洋商打交道,从货物买卖到日常起居,事无巨细,都必须通过十三行。
洋行数量并不是固定的13家,从康熙五十九年(1720)至道光十九年(1839)纳入统计的38个年份中,共有行商约400多家,行商最多年份为乾隆二十二年(1757)的26家,最少年份为乾隆四十六年(1781)的4家,实数为13家的就只有嘉庆十八年(1813)和道光十七年(1837)两个年份。而行名也常改变,稍后即有兴隆、联兴、德兴、正兴、同兴、源昌、晋源、怡和、宝顺等行。

广州十三行牙行

1.伍秉鉴的怡和行,商名浩官,
2.卢继光的广利行,商名茂官,
3.潘绍光的同孚行,商名正官
4.谢有仁的东兴行,商名鳌官,
5.梁亟禧的天宝行,商名经官
6.严启昌的兴泰行,商名孙青
7.潘文涛的中和行,商名明官,
8.马佐良的顺泰行,商名秀官,
9.潘文海的仁和行,商名海官,
10.吴天垣的同顺行,商名爽官
11.易元昌的孚泰行,商名昆官,
12.罗福泰的东昌行,商名林官,
13.容有光的安昌行,商名达官。

广州十三行商帮形成

广东拥有优越的人文地理环境,商品性农业发展蓬勃,明清时期,朝廷对广东实行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,广东商人从此崛起,并称雄海内外商界,形成了中国“五大商帮”之一的粤商。此外,广东商帮的形成,还与广东悠久的商业传统,和浓烈的商品意识有密切的联系。自秦汉以来,广东就一直是对外贸易的重镇。千年的商业沉积,孕育了广东人强烈的经商意识,促使了广东商人在明清时期的发展。明清时期的广东商人辛勤的经营,为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广州十三行采办官物

编辑
广州外贸洋行每年为宫廷输送洋货,时称“采办官物”,其中多为紫檀、象牙、珐琅、鼻烟、钟表、仪器、玻璃器、金银器、毛织品及宠物等等。洋行商人根据帝后的具体要求,按照内廷出具的式样逐件采买,分别由两广总督、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每年进献四次。翻阅清宫《进单》、《贡档》便可以发现,一口通商之后,皇宫享用的洋货几乎全部是由广州贸易洋行输送的。乾隆年间,货栈每年进口洋货千余件,广东官员作为贡品进呈的达到数百件。 [2] 

广州十三行文化交流

编辑

广州十三行文化对外传播

在许多西方人眼中,中国是个丝国、瓷国,还有琳琅满目、美不胜收的各种工艺品以及传统文化。十三行将这些财富装上开往西方的航船,向世界各地传播着东方的文明。十八十九世纪,中国丝绸以色泽滑润、轻薄飘柔、华贵高雅而著称,成为西方上流社会不惜以重金争购的奢侈品。然而,清政府实行的丝绸出口限运,使得这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加走俏。英、美、瑞典等国商人称,欧美各国皆是“不善织造之国度”,贵族们的“服饰之荣”一向仰赖中国的丝织品市场。1762年,乾隆帝为使“远人日用有资”,特许十三行贸易的外国商船各夹带2000斤丝织品出口,洋行货栈的外商不禁“欢呼感戴”。在举国上下一片封禁的时代,十三行作为令人称羡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起点,无疑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通道。 [4] 
外销画中的行商庭园
外销画中的行商庭园(5张)
在18至19世纪初期,广州海珠区、西关一带曾涌现出由十三行商人兴建的规模宏大、雍容华丽的私家园林,包括潘家花园、伍家花园海山仙馆在内的众多名园,被称为“行商庭园”。它们不仅是岭南园林的巅峰之作,还引发了清代时期欧洲各国模仿“中国式”园林的盛况。外商们经常到行商庭院聚首,中外画家对园林精心描绘,并向全世界发行风景“外销画”,让广东园林漂洋出海,声名远播。1742~1744年间,英国建筑家钱伯斯曾两次来到广州考察庭园建筑。钱伯斯将中国建筑设计风格带到了欧洲,极大地影响了18世纪西方建筑“中国风格”的发展,使中国式园林在欧洲风靡了近百年 [6]  。钱伯斯在其经典著作《东方园艺》中言:对于中国园林艺术,欧洲人“只能像对太阳那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”。他本人就在其自行设计、位于伦敦郊区的“丘园”里,建了一座高高的中国塔。这种审美趣味显然形成了一种社会建筑风尚,像英国作家艾迪生、诗人蒲柏等都建造了中国式花园。 [7] 

广州十三行中西文化交融

十三行曾是在华外国人的集散地,通商贸易使最初的贸易货栈发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,洋行商人成为吸纳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行者。历史上形成的外贸传统,孕育了洋行商人较为开阔的视野、广博的见识,他们从商务与时代的需求中最早地接受了外面的世界。许多行商都能以流利的英语与外商打交道,洋行还设有从事外语翻译的专业人员。1772年,洋行商人潘振承在与英商交易时首次采用伦敦汇票支付货款,这对在当时只知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的中国商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。鸦片战争期间,为改变广东水师装备,增强作战能力,洋行众商率先捐资引进西方先进技术,并购买美式夹板船,这是我国最早购置欧美兵船的一大创举。1842年,行商曾寻求仿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轮船。道光帝得知后在谕旨中说:“广东造得火轮船,亦颇适用,著即绘图呈进”。 [4] 
随着清代广州国际贸易繁荣,洋画师也来此谋生,并收徒授业,培养出第一批中国油画师。19世纪30年代后,英国画家乔治·钱纳利来华传授水粉画技法,大大提升了广州“外销画”水准,林呱即为其高徒,林呱的《老人头像》曾入选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,是最早在欧洲画展上亮相的中国画家。当时知名外销画家有煜呱、啉呱、庭呱、新呱等。呱字洋文写作Qua,从葡萄牙语词Quadro而来,欧洲人看见商行的呱字招牌,便知道店里做的是洋画生意 [8-9]  。十三行也曾创造出中西合璧的商贸文化。为了便于外商开展商务,洋行商人在行栈区另辟了一片供洋人经营、居住的商馆,被称为“十三行夷馆”。各国夷馆在外观建筑、室内装饰及生活方式上都带有各民族风格。这里俨然是一个世界商务机构的博览会,与十三行中国商馆遥相对映,构成了一幅中西合璧的人文景观。 [4] 

广州十三行辉煌的外贸之路

编辑
清代时期,广州十三行一带有5000余家专营外销商品的店铺,约25万匠人专门从事外销工艺品的生产和制作,涉及漆器、银器、瓷器、纺织、绘画、雕刻等各个行业。广绣中国四大名绣之一,起源于唐代,明朝已扬名海外。1600年,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十分喜欢广东的金银线绣,亲自倡导成立英国刺绣同业公会,按照广绣作坊形式组织王室绣庄,从中国进口丝绸和丝线,加工绣制贵族服饰;英王查理一世更推动广绣艺术传播到英伦三岛,被西方学者称誉为“中国给西方的礼物”。清初,英国人把裁剪好的服饰拿到广州绣坊加工绣制,有的贵族连名片也要刺绣,后来发展到刺绣圣母像、耶稣像和国王大臣像。乾隆年间,广州的绣坊、绣庄有50多家,从业人员3000多人。17、18世纪,欧洲贵妇流行刺绣披肩,广绣披肩销量与日俱增。1772年前后,广绣披肩在欧洲的销量达八万条,其中法国占四分之一。到1776年,仅英格兰公司一家就输入了10.4万条。1900年经由广州海关出口的广绣,价值达496750两白银。 [10-11] 
广绣
广绣(8张)
广缎是广州产的一种高级丝织物。广彩的全称是“广州织金彩瓷”,产生于清康熙年间。清代,西洋珐琅从广州传入中国。16世纪,广东出产的漆器大量销往欧洲,被称为“广器”。广作指的是广州出产的木制家具,又称广式家具广雕是指广州地区生产的具有岭南特色的雕刻工艺品,包括牙雕、玉雕、木雕、榄雕、石雕、砖雕、骨雕、贝雕等,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牙雕、玉雕、木雕。中世纪以来,扇子在欧洲被女性视为必不可少的服装点缀品,因价格昂贵,欧洲宫廷贵妇往往以拥有一把奢华精美的扇子作为炫耀攀比的资本。19世纪广州十三行附近的靖远街和同文街,最多时有两三千外销画师。广州画师采用西方的绘画颜料和技法,绘制带有中国风情的图画,销售给来华的洋人,种类有布本油画、象牙油画、玻璃油画、通草水彩画、纸本水粉画、线描画等等。中国外销壁纸从16世纪中叶开始由西班牙、荷兰的商人从广州购买后运往欧洲出售,清代广州十三行画作坊相当活跃,其壁纸远销欧洲与美国,深受贵族的欢迎。广州十三行成立后,行商所设的商馆区形成了一个以外销银器为主的“银器市场”,银器店集中在同文街、靖远街及河南花地一带。清代,广州十三行成为全国各地茶商的聚集之地,除英国之外,葡萄牙、荷兰、俄罗斯都是茶叶消费大国。

广州十三行历史事件

编辑

广州十三行禁烟运动

鸦片战争之前,中国向英国、法国、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出口丝绸、瓷器等,维持了100年以上的贸易顺差地位,其结果是全球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,而欧洲出现了贵金属货币的短缺,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获取白银而向中国走私鸦片,以扭转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。按当时世界走私鸦片大王东印度公司的《对华贸易编年史》记载:“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,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,都不愿意做这件事”。美国商人亨特也在他的著作中写到:“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”。从史料上看,伍秉鉴的怡和行向来做的是正经生意,但是一些伍家担保的外国商人为了牟取暴利,往往夹带鸦片。1839年,林则徐抵达广州负责禁烟,一方是朝廷官府,一方是多年来贸易往来的生意伙伴,两边都得罪不起。伍秉鉴和十三行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化解矛盾,阻止战争爆发。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将外商上缴的1037箱鸦片交给林则徐,希望能就此结案。但是,林则徐认定这1037箱鸦片是十三行行商与英商串通一气欺骗官府。3月23日,林则徐派人锁拿伍绍荣等人到钦差大臣行辕审讯,伍家再次妥协,表示愿以家资报效。但是,林则徐下令将伍绍荣革去职衔,逮捕入狱。

广州十三行捐资救国

1840年6月,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,鸦片战争爆发。伍秉鉴甚至其他行商,都为这场战争贡献了巨额的财富。战争一开始,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们就积极募捐,出资修建堡垒、建造战船、制作大炮。纵然如此,清朝政府仍全线溃败。1841年5月,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广州城下时,奕山统领的清军部队无力亦无心抵抗,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--令行商前往调停。广州城外,奉命行事的伍绍荣与英军首领义律展开了讨价还价。最终,双方签订《广州和约》,按协议,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,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两赔款;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。这600万两巨款,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,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,计110万两。1842年,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结束。在战败赔款中,伍家认缴100万两,行商公所认缴134万两,其他行商摊派66万两。

广州十三行历次火灾

1822年大火 1822年大火
从广州十三行的形成至逐步消亡的二百多年间,广州十三洋行先后发生过多次大火。火势迅猛。1822年,十三行附近一家饼店失火,波及十三行,大火连续烧了两日,夷馆、洋行多间被烧毁,损失惨重。据后统计,11家洋行未被烧的只有5家。外商的货物全部烧毁,所有行商房屋货栈变成了灰烬,牵连附近的房屋店铺千余家。第二次大火是鸦片战争之后,100多名英军士兵在洋行前中国人开的水果店抢水果吃,还用刀将店主划伤,激起了广州民众的愤慨。半夜,广州民众火烧英国商馆,广州清政府官兵前往救火,被群众掷来的密集石头阻截,使之不能前进。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才熄灭。
第三次大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,驻扎在十三行地区的英军,为阻止中国军民对外国商馆的袭击,拆毁了十三行地区周围大片民居,留下一片空地以防止中国军民的偷袭。12月14日深夜,痛恨侵略者的广州民众从被拆毁的铺屋残址上点火,火势舜间即蔓延至十三行外国商馆区。1915年7月13日,正当广州遭受水灾之时,十三行一带不慎失火,祸及专售火油、火柴等的同兴街。油箱爆炸,油浮水面,火随油流。火势更借珠江上首尾连结的船艇蔓延至河南大基头,珠江两岸顿成火海。同时因街道水深数尺,难以施救,大火持续两天两夜,25条大小街道尽成火场,烧毁商号、住户2000多家,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。要求“租借”位于十三行商馆区残址西面的沙面重建新的商馆区。

广州十三行历史遗迹

编辑
锦纶会馆 锦纶会馆
锦纶会馆建于清雍正元年(1723年),是清代广州丝织行业的行业会馆(即“锦纶行”), 是丝织行业老板们聚会议事的场所,是广州唯一幸存的清代行业会馆建筑。黄埔古港是清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口岸,外国商船只准停靠在黄埔泊地,在取得通行证后,由本地的小船拉着货物和人送到十三行做买卖。2016年9月30日,广州十三行博物馆正式对外放,十三行博物馆位于广州文化公园展览中心。

广州十三行相关纪录片

编辑
2011年由CCTV记录频道首播的专题片《帝国商行》向人们展现了中国历史上的“广州十三行”,这个已逐渐不为今人所知,被人们遗忘的商人群体,曾经营了大清王朝全盛时期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,一度在中国中西贸易的舞台上非常活跃,该片重现了“广州十三行”在清朝中后期,由极盛转向衰落的过程。

广州十三行十三行现状

编辑
如今的十三行 如今的十三行
如今的十三行是一个服装批发中心,位于广州市荔湾区十三行路,熟悉的人一般简称为“十三行”。以十三行路为中心,故衣街豆栏上街和平东路服装商场环绕成的物流商业圈,已成为广州历史最长的服装批发集散地。这里每天进出货物数千吨,人流量达数十万人次,服装远销海内外。
广州十三行商圈主要由新中国大厦和红遍天大厦构成。“新中国”的一楼到三楼的零售批发商铺每天早上六点半就开门做生意,四楼以上的大户则八点开门。“红遍天”一二楼也是零售批发兼做的商铺,一般也在早上六点半开门,三楼以上的写字楼生意较稳定,主要是向全国的批发大户承接“打包”生意,很少做零售,大多在七点半后才开门。
2017年,广州市政府对十三行地区进行改造,力图重现百年前具有“欧陆风情”的十三行。改造工程包括对十三行地区市容环境、交通秩序、基础设施等方面专项整治,提升该地区整体形象,以促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。整治范围包括人民南路、十三行路、康王路、桨栏路围合的区域,覆盖范围约7.11万平方米。 [12] 
词条图册 更多图册
解读词条背后的知识
参考资料
展开全部 收起
词条标签:
近代史 地点 历史